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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年来，伦理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。,毛泽东写这首诗时，正值我国遭遇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加之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一些失误，及中苏关系产生的分歧。毛泽东临危不惧，总结经验和教训，作出一系列有效决策。全国人民发扬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精神，齐心合力，克服困难，在各条战线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曾国藩家书中包含着丰富的为人处世道理，其中关于立德、读书与立志方面的训诫更是对后人有着深远影响。曾氏家训培养了中国第一位驻英国公使曾氏长子曾纪泽、中国第一位留学国外取得学位的女性曾氏的曾孙女曾宝荪、第一任驻韩国公使曾氏孙子曾广钧等一门数代才子，其中蕴含的道理更成为名言警句影响着一代代读书人。,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，学风也就随之堕落，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。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（即所谓“天理”）给国家带来的危险。他虽身系朝政，却仍无力回天，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。在司马光笔下的《资治通鉴》，“专取关国家兴衰，系民生休戚”的历史事件，其目的是“监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”[2]。全书因事命篇，直面矛盾，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、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[3]，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，一个故事一摊血，没有口号，绝无大话，更无空话。它犹如暗夜里闪电，晴空中惊雷，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、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尽管《资治通鉴》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，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，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。明亡后，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，案头首选多为《资治通鉴》[4]。其中那经世致用、不尚空谈、实事求是的学风，为后来中国那“一天等于二十年”[5]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。

在屈原建立的“美人”审美境界中，热烈抒发情感是一个重要特征。屈原的热烈情感与他绚丽多姿的文字相得益彰，他的抒情方式无所拘束、自由奔放。那个时代，楚地歌谣都必须用声音吟诵出来，屈原诗歌深受这个传统影响，在他建构的“美人”世界里，他一再追求“美人”，不仅形容美人的容貌、体态，香味、声音，更是以之寄托着自己的人格品位和激越的情感，这些诗歌不仅展现了文字的奇峻与瑰丽，而且造就了文字与音律、画面的通达之美。这种情感表达方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浪漫主义审美原则。,五四运动中真正的主流、主轴和主力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，科学的、民族的、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（现在人们称之为“革命文化”），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先进知识分子队伍。这支队伍从五四运动一开始，就最积极、最勇敢地投入了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，尔后在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实践中，迅速发展成长，并且立即将革命文化转化成千千万万革命群众的巨大物质力量，不仅指导我们建党、建军，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，粉碎反革命的军事和文化围剿，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提供思想精神动力，更如毛泽东所说：“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，不论在哲学方面，在经济学方面，在政治学方面，在军事学方面，在历史学方面，在文学方面，在艺术方面（又不论是戏剧，是电影，是音乐，是雕刻，是绘画），都有了极大的发展。二十年来，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，从思想到形式（文字等），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，其声势之浩大，威力之猛烈，简直是所向无敌的。其动员之广大，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。”五四运动开启的革命文化，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之源，是新中国成立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保障。事实证明，革命并非排斥文化，革命文化更不是中断文明发展进程，反倒是推动文明发展、社会进步之必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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